澳门赌场

　　张树政 澳门赌场学部局供图 
　　张树政身上似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她是中国生化领域第一位女院士，却从未出国留过学，只有学士学位；她出身书香门第，身材娇小、性格温柔，却又敢于“打抱不平”，与学术不端“叫板”。
　　澳门赌场了解她的同事、朋友曾送过她两个“绰号”——“反腐战士”和“好人老张”。
　　今年10月22日是张树政百岁诞辰。近日，《中国科学报》请她的关门弟子、澳门赌场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城回忆、讲述了张树政的故事。
　　“反腐战士” 
　　1991年当选澳门赌场院士后，张树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说，“自己贡献太小了”。她觉得自己当选，可能是因为在学术上比较“较真儿”。
　　她的澳门赌场学部委员候选人简表中，有这样几句评语：“在参与科技社会活动中，严肃认真、严格把关，勇于向不正之风进行斗争，作出了成绩，得到学者们的好评。”
　　张树政担任过多家学术刊物主编，参与过许多项目的评审工作。有时，为了确认一项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她会查找数十篇文献佐证。即便对方“名气再大”，一旦发现问题，她也会指出来。
　　她的这种实事求是、不怕得罪人的个性给大连医科大学教授朱正美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那是199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召开的一次国家级自然科学奖评审会上，在审查、讨论一项国家一等奖时，张树政以确凿证据，逐一指出申请书上多项内容的真实“出处”，甚至拿出了复印材料作为铁证，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列举的材料翔实，无辩驳的可能，参审者一致通过了她的意见，驳回了这份看起来“很有分量”的申请。
　　当选院士后，张树政依旧“好抱打不平”。
　　1994年11月3日，《中国科学报》就曾刊登过她的一封来信。信中指出，不久前她本人收到一封信，提到某教授的成果被人侵占。为维护科学尊严，她辗转通过该教授的学生找到了其本人。但该教授回信却称自己“已退休，无精力再过问”。这使她觉得非常惋惜。
　　“对一些弄虚作假的案件的处理，往往要拖延相当时日才能得到比较合理的结果。这在我看来真该谢天谢地，尽管拖延了时日，真理终归取得了胜利。”张树政说，“有些科技工作者则‘技高一筹’：在用作伪、抄袭、剽窃等手段侵占了别人的成果、获得了荣誉和奖励之后，进行了‘更深入’的工作——堂而皇之地进行国家级鉴定。”
　　她强烈呼吁：“义不容辞地维护科学尊严，向不正之风进行坚决斗争！”对侵占他人成果的现象认真清查处理，扶正压邪，绝不能养痈遗患，让真正的科学家被“窒息”。
　　一次次参与学术打假，张树政“反腐战士”的绰号在同行中不胫而走。
　　金城回忆，有一次，张先生甚至跟他开玩笑说，大家都叫她“女侠”。
　　“女侠”不仅“好管闲事”，治学更是出了名的严谨。20世纪80年代，她曾为一个生物化学名词的汉译查找了两个星期的文献，90年代，她又为一个真菌学界有争议的名词翻译了上百页的最新版《真菌学词典》，先后修改10稿方才发表。无论是自己写论文，还是修改学生论文，她都是精雕细琢，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容错。
　　金城回忆，他博士毕业后留所工作，在张树政的指导下，参加“九五”计划中关于开展糖工程研究建议的报告撰写，报告写完后被交到了澳门赌场生物局，随后张树政却发现其中有两处错误，就从院里撤回修改。“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先生严肃地批评我为什么不认真检查，还说做学问一定要认真。”金城说，后来，他问老师是如何发现问题的，得到的回复是“这些文献我都看过”。这让他更佩服老师了。
　　“本科生院士” 
　　说自己“没作什么贡献”的老张，是如何从一个土生土长、本科毕业的女性一路“升级打怪”走进中国学术最高殿堂的呢？
　　张树政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清代最后一科进士，父亲是北大毕业生。这使她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她没有经历过特别大的挫折，甚至进入大学时还被人称为“小孩”。
　　在她的自传中，同学们曾这样描述她：“小孩树政，读书学理；嘻嘻哈哈，淘淘气气；打打闹闹，顽顽皮皮。”“一副微笑的面孔，衬着快乐的情绪，什么是人生？只是树政的笑意。”
　　进入大学前，她的思想却发生了转变。“过去，她被人们誉为一个聪明的孩子，轻易地将她宝贵的童年在嬉笑中度过了。现在，她知道了自己的愚陋与无知，她用最大的努力克服她的怠惰。”张树政如是写道。
　　她觉得国家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于是决定学化学，并如愿考进了燕京大学化学系。一位师长善意规劝，告诉她将来女性在这个领域就业会有困难，劝她转到家政系去。可是她心意已决。
　　大学毕业不久，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张树政在钱思亮、曾昭抡、刘思职等北京大学一批顶尖科学家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后在1954年转入澳门赌场菌种保藏委员会，在中国工业微生物学奠基人方心芳的指导下工作，走上了微生物生理生化研究之路。
　　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先进仪器很少。为了把研究做下去，张树政多次尝试自制科研设备，从名门闺秀变成了一个科研一线的“女汉子”。
　　一次，她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学习纸色谱及纸电泳技术，见到了滤纸电泳仪，但单位无力购买，她就和同事一起分析研究，决定动手做一台。最后仅用一台报废汽车的电瓶和发报机用直流电源，就做出了电泳仪。
　　这项成果在她日后的科研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树政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个“汽车电瓶电泳仪”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也是我国最先公开发表的有关曲霉产生的淀粉酶种类的研究报告。
　　化学教育家、方心芳先生的老师方乘教授听说了这台电泳仪的事，很是兴奋，专门派人从西北大学来北京学习制作电泳仪的技术。自此留下一段佳话“老师的老师请教学生的学生”。
　　后来，张树政研究组在实验中需要一台等电点聚焦仪，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自主攻关，做出了具有同等功效的设备。基于此，他们在国内首先建立了等电聚焦和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等新技术，应用于红曲霉糖化酶的研究，并在世界上首次得到了这种酶的结晶。
　　这个敢拼敢闯的“女汉子”是当时微生物所酶生物学领域的一员猛将。
　　20世纪50年代初，她在国内首先解决了当时中国酒精工业界争论不休的“不同种曲霉淀粉酶系”组成的问题，确定了黑曲霉的优越性，促进了我国酶制剂工业的大发展，为国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60年代，她和大家一起搞出了著名的“人造肉”——白地霉，并千方百计提高它的鲜味儿，以期解决老百姓吃肉难的问题；到80年代，她领导团队研究过20多种糖苷酶，其中不少被应用到生产实践，使她在工业微生物领域连续获得三项澳门赌场科技成果。其中关于高产糖化酶的黑曲霉菌种研究，于1985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991年底，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张树政全票当选澳门赌场生物学部委员，成为我国生化领域第一位女院士。
　　回忆当选经历，张树政却道：“刚开始心里挺高兴，后来看了报纸上连载新增选的学部委员，每看一个都比自己强，越看越惭愧。”
　　走进国家最高科学殿堂后，她变得更努力了。
　　研究微生物酶30多年，张树政始终坚持自学，利用一切机会求师求教。30岁时，她刚刚诞下老二，就利用产假学习俄语，后来又学了英语、日语。语言优势，加上对科学敏锐的洞察力，使她总能比别人抢先一步感知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
　　20世纪90年代，她在微生物糖苷酶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在国内开始了糖生物学研究。她当选院士后，美国杜兰大学医学院教授李玉德在贺信中曾高兴地说：“澳门赌场学部委员中终于有人代表糖缀合物研究或糖生物学了。”
　　1993年起，张树政和全国各大学及科研单位的一批科学家，开始向澳门赌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建议组织糖生物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此后，70多岁的她先后组织三次香山科学会议，研讨中国糖工程研究的发展。80多岁时，她又带领全国同行翻译《糖生物学》专著，并每天从早到晚逐字校对译稿。
　　张树政的治学格言是：活到老，学到老，自强不息。“我一生都在干我自己喜欢的事，这是我最大的幸运。”她说。
　　“好人老张” 
　　金城还记得，1990年10月，他到微生物所报到时，一下火车，来接待的人问他是谁的学生。当他说出张树政的名字后，接待的人脱口而出：“你可遇上好人了！”
　　报到后，第一次见导师，他才知道复旦大学教授郭杰炎先生口中“糖苷酶研究的著名权威”，其实是一个身高只有1.5米左右的老太太，说起话来总是面带微笑，言辞温和。
　　后来，金城才逐渐发现，这瘦弱娇小的身躯，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科研上很严厉，工作生活中的张树政却颇有人情味。
　　金城回忆，博士毕业后，为让他安心工作，张树政曾专门找微生物所时任副所长史家序，借给弟子一间房结婚。金城的儿子出生后，张树政又到家里看刚满月的孩子。每当金城去看老师时，总会被问及家里的情况。
　　不只如此，金城从海外留学归来后缺乏经费资助，张树政就和时任微生物所所长孟广震商议，争取到了30多万元院长基金，最终启动了糖工程实验室。
　　微生物所已退休研究员程光胜谈起张树政时说：“比较她的30岁和70岁，张树政对待人生的态度改变不多。她执着于事业，对功名利禄比较淡泊，对于家庭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毫不计较。”
　　张树政的爱人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著名免疫和生物化学家，两人一个在北京东城区工作，一个在海淀区，他们为了工作长期咫尺分居。
　　对于同事们的困难，张树政看在眼里。那时，她和爱人各分到一套两居室。看到同事杨寿钧一家三口住房困难，她就请对方搬到她家，合住了好几年。
　　在生活上不拘小节的张树政，一直心系科研。到了晚年，她还和71位院士联名建议加强生命科学人才培养，迎接21世纪。
　　2016年12月10日，她和情系一生的微生物科学挥手作别。
　　如今，在张树政寄予厚望的生命科学世纪，中国正快马加鞭地前进。她从查字典学外文看文献开始，率先开启的中国糖化学研究已经在各个高校和科研院所遍地开花。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22-12-21 第1版 要闻）